刘宁荣教授 Prof. N.R. Liu

香港大学协理副校长

香港大学中国商业学院（港大ICB）创始院长

我们今天面对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在后疫情时代，鲜有人预料到美国、中国及欧盟全球三大经济体的发展路向会有如此大的不同。

去年此时，普遍预测欧洲经济发展乏力，处于萧条的状态。时至今日，欧洲经济依然困难重重，没有走出低迷的泥沼。但美国经济不仅非常顺利地控制住通货膨胀，而且美国股市出乎意料的欣欣向荣。与之相反的是中国经济。疫情期间，尤其是2020-2021年，中国经济快速反弹，但很不幸，对疫情的误判，导致2022年中国经济开始走向相反的方向。今天所有的问题，或多或少都与2022年初实行的封城政策有关。上海刚封城时，我就预判：“上海封城是压垮‘后冷战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全球供应链将被重塑。”到今天，我的判断成为了现实。
中国经济面临的3D危机

今天，中国经济面临着三大危机，分别是De-risking去风险、Deflation通货紧缩和Demographic Crisis人口危机，恰好都是字母D开头，故以“3D”称之。

经过拜登政府上台后两年多的尝试，欧美间形成共识，就是对中国De-risking“去风险”，这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外部环境巨变的冲击。

过去二十年，尤其是互联网经济所带来的红利，是踩在美国的肩膀之上获得的，大多数中国互联网企业都可以找到其最初学习的美国版。然而到了今天，我们进入一个新时代——人工智能时代，在这个时代，美国仍然遥遥领先，从以ChatGPT为代表的通用大模型到英伟达算力提高8倍成本减少25倍的超级计算平台，美国始终在引领AI的发展。

中国经济发展中也不乏突出的亮点，新能源汽车产业就是典型代表。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量占全世界60%多，中国可能将最快实现将新能源汽车取代油气车，在能源革命上迈出最重要一步。欧洲尽管一直在应对全球变暖、解决全球气候问题上态度最为积极，但却也最先对中国的新能源汽车进行审查，设置更大的障碍来阻止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出口到欧洲，对于欧洲这一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能源市场，谁也不轻易言退。不久前，美国拜登政府更指出中国新能源汽车将会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巨大冲击，正如我们不允许政府部门采购特斯拉，美国人也认为中国新能源汽车可以监视、控制他们。

De-risking逐步发展升级，在中国内地的反映表现为2023年底对华投资数量少于中国资本外溢的数量，这是自上世纪末以来首次出现，究其根本原因，皆是当今很多跨国企业面临“去风险”的状态。

在De-risking的时代，美国对人工智能、芯片、生物技术等关键技术实施极端保护政策，对中国采取遏制措施。欧洲、日本甚至韩国都跟随美国的脚步，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关起了大门，态度较之以前大相径庭。这些都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我们需要思考自身的一套体制如何与美国竞争，如何将中国的大门更加敞开？同时也希望其他国家的大门向我们敞开，若没有贸易自由往来，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是极大的，对全球经济的冲击也是极大的。毫无疑问，De-risking去风险成为中国经济面对的首要外部挑战。

今天中国经济面临的第二大危机是Deflation通货紧缩，大家不愿意消费、企业不愿意投资，主要问题在于对前景失去了信心。

消费疲软的重要原因是普通大众面临的“房子问题”、“教育问题”、“养老问题”让大家不愿消费，收入减少的时候，花钱会比以往更加谨慎。

过去几年里，房地产、教培、互联网等行业发展被调整，让很多民营企业感受到寒冬未退。自从李强总理就任之后，推出很多措施来刺激中国经济发展，今年还将推出《民营经济促进法》，以重建民营企业对国家未来发展的信心。但其实只要一句话就可以重建信心，即企业家个人权益必须得到保证，挣的钱必须得到保护，私有权必须得到保护，就这么简单。我想每一位民营企业家都有一颗中国心，不想离开这片国土，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未来的发展，应从政策角度让企业家重拾信心，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中国经济今天面临的第三大危机是Demographic Crisis人口危机。如果按照目前人口的发展增长速度，据说到下一个世纪初，也就是2100年，中国人口还剩7个亿。人口是经济发展除科技、资本以外的第三大要素，人口增长减缓，势必影响经济发展。担忧者还以日本为例，认为中国现在的问题比日本还要严重。日本在进入老龄化社会之时，其经济已经得到很好的发展。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之时，号称5亿中产阶级中的80%刚刚进入所谓中产阶级的门槛，随时可能掉队，最后剩下的中产阶级连1亿都不到。但我认为，这不是问题，中国经济的发展不能再依靠廉价劳动力。

中国生育率下降，有着“教育”、“养老”和“房子”这三座大山带来巨大压力的原因。中国人在孩子教育上的花销是人均GDP的7倍，美国只有2倍，日本也只有2-3倍，亚洲国家里仅有韩国比中国高。如果政策能降低高昂的教育成本，生育意愿应该会有所提升。大家普遍担忧老了生病没有人照顾，想要攒钱，所以医疗保障制度需要改革。此外还有购房的压力，尤其今天年轻人向上移动的机会比上一代人少了很多，这点与香港的年轻人一样。可以向新加坡学习，给年轻人解决房子问题就可以让他们有更好的发展空间。

另一方面，随着女性地位越来越高，女性可以不结婚、不生育。越是受教育程度高的社会里，人口增长越低。因此中国人的生育意愿逐年下降，这是无法改变的历史趋势。但我认为中国有可能解决生育危机。

首先，中国退休年龄在全球属于最年轻的阵营，女性55岁退休，男性60岁退休。可以延长退休年龄，以保证一定时间内的劳动力不减少或减势趋缓。第二，中国还存在大量的劳动力浪费，以及劳动力水平比较低，优化使用劳动力和提升劳动力水平也是解决劳动力不足的替代方案。提升生产力水平还可以借助科技的力量，AI Sora在龙年春节横空出世，颠覆了此前普遍认为的AI无法替代创意工作的观念，科技发展之迅速一再刷新我们的认知。
中美战略竞争的ABC

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外部因素是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中美间战略竞争关系已是不争的事实，那中美之间究竟在竞争什么？具体的竞争趋势如何？

中美战略竞争的首要之处就是AI，称之为A领域。AI是推动未来发展的最大科技动力，发展AI最强的两大经济体，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在竞争意识尚未喧嚣尘上之时，中美之间在AI领域的交流非常密切。随着脱钩Decoupling、去风险De-risking的提出，中美之间在AI的交流完全中断，我将之称为“半冷战”，不同于美苏竞争时的全方位“冷战”，中美之间的冷战是科技冷战。不仅如此，美国现在还采取各种方式和方法阻止技术交流和相关领域的人才交流，被美国定义为与安全相关的专业，无论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还是来自中国的申请者，前者被遣送回国，后者被拒签的新闻时有发生。这种阻断趋势也蔓延到美国盟友之中，近来加拿大就宣称两位华裔科学家向中国输送了情报。AI领域中美间的角力看起来美国的领先优势不容小觑，从Chat GPT到AI Sora，证明其在AI底层核心技术的发展上还是傲视全球。尽管中国有“海量”数据的优势，但这一优势并非0到1的创造，而是在1之后的叠加。

中美战略竞争的第二要处Battery，新能源汽车最关键部件，称之为B领域。过去几年，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发展态势良好，中国电池技术的领先是背后的根本原因。宁德时代在匈牙利投建了两个厂，本来还想到美国建厂，因中美关系未能成行。今天全球七成以上的电池都在中国生产，这使得欧美国家意识到未来全球汽车将被中国主导，这使得欧美不寒而栗。

汽车产业是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的重要产业，在中国更是支柱产业。美日韩各有100万汽车产业工人，欧洲约有250万产业工人，中国则有约400万产业工人。尽管在目前的汽车出口排名中，中国仅列全球第6位，第1位是欧洲，第2位是日本，第3位是美国，第4位是韩国，第5位是墨西哥，但中国汽车出口的增速极快。墨西哥出口的汽车大部分由美国汽车行业占据，德国不制造电动汽车，日本的电动汽车只占市场7%，数量很小。

美国人、欧洲人看到电动汽车领域已经无法跟中国竞争的时候，他们准备另辟蹊径，不再追随中国的脚步。当宝马、奔驰汽车高管到宁德时代的工厂参观后，奔驰和宝马认为欧美无法在电池上与宁德竞争。

中美战略竞争的第三要处是Chip芯片，称之为C领域。今天芯片的竞争就是我所提出的“半球化”最好写照。美国联合荷兰、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形成联盟，其主要目标就是阻止中国的芯片工业发展。类似的情景在上世纪80年代也曾上演。当时日本半导体行业极其发达，日本作为当时的第二代经济体，日美贸易摩擦日益激烈，美国对处于第二的跟随者日本毫不留情进行打压，而美国的打压也取得了预期的效果，日本从第二经济体的位置滑落，陷入了长达三十年的低谷。

今天，台积电将在日本设厂，日本的半导体产业有了再次崛起的可能。美国逼迫半导体行业回归美国，逼迫台积电到美国办厂，希望通过重整芯片工业来确保供应链稳定。在拜登总统上台后，颁布了《芯片与科学法》，将动用2800亿美元支持美国芯片工业发展，这种一直被美国诟病的中国惯用的产业支持政策，在需要的时候，美国也毫不犹豫就学习效仿。

台积电在美国生产芯片的成本是在台湾生厂的两倍，对逐利而生的企业家而言，到美国办厂不符合经济效益，是以美国要在Chip领域与中国脱钩，也面临着相当大的困难。2023年华为推出mate60手机，让美国十分惊诧，其如此打压中国都没有阻止中国在芯片领域向前迈进。

竞争之处就是利益攸关之处，中美之间在ABC领域的竞争还将持续进行下去，厘清竞争关键就把握住了中美关系未来的脉搏。
中国企业出海进入3.0时代

过去40年，是全球共融的时代，今天则走入分裂的时代，这种巨变带来的不确定性让身处其中的人充满了焦虑。现今，全球都将国家安全泛化，把“泛安全”概念置于经济发展之上，美国如此，中国亦如此。国家安全当然重要，就像香港基本法第23条，它的实行乃天经地义，但它是限制责任。立法之后，第23条应该高悬于头顶，时刻警醒着它的存在，不必要时刻出现，而要一心一意谋发展，发展才是更加重要的目标。

如果将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签署《上海公报》当作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标志的话，这一时期持续了40年；那么自2022年上海封城，全球进入半球化状态，也会持续40年。在未来的40年里，大家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未来的日子充满了前所未见的波折。

那么中国企业在未来半球化时代的发展机会在哪里呢？

中国的企业一定要去海外，不过今天的“出海”是3.0时代，跟2.0和1.0时代有很大的不同。

1.0时代的中国企业“出海”，可追溯到80年代，那时在中东或非洲可以看到很多的中国建筑企业，也就是劳工的出口。在80年代的中国内地，我当过一名记者，曾写过一篇题为《劳工浪潮》的报告文学，我采访了大量中东地区的中国劳工，他们远赴异国他乡，赚了非常可怜的一些钱回来。

2.0时代的中国企业“出海”，从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加速发展，大量的中国资本进入欧洲和美国，并购了大量欧美企业。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出现了巨大变化，并购欧美企业也停止了。接着，中国企业走出去以直接到海外投资为主，一直持续增长，但增长主要地区已经变为“一带一路”诸国。

近来日本央行宣布结束负利率时代，日本经济特别是日本股市回暖迅速，历史进入新的阶段。回望日本“失去的30年”，正是诸多日本的跨国公司成为日本经济的顶梁柱，日本汽车在美国市占率非常之高，甚至在非洲也可以看到日本汽车。这些跨国公司将在海外市场的利润源源不断地带回日本。去年圣诞节前，我碰到一位在香港的日本人，他的企业在香港以及东南亚赚到的钱远超其在日本本土赚的钱，这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对中国企业来讲，今天的出海将开启3.0时代，即中国的跨国企业。时至今日，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跨国企业。在欧洲、美国，中国企业、中国品牌有多少在那里是亮眼的？在中国却不同，有多少全球不同的品牌、全球不同的企业？在成为真正的跨国公司这条道路上，中国企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如何能够让中国有真正意义的跨国企业？当然有赖于有什么样的人才，如果没有能够经营跨国企业的人才，中国的跨国企业也不可能得到快速发展。中国的经济、中国的企业最终能否在全球占有更重要的地位，某种程度上跟中国企业的跨国运营水平高低有相当大的关联。从财富世界500强来看，排在前列的是国家电网、中石油、中石化等国企，当然也有阿里巴巴、京东等民企，但数量还少，需要有更多的民营企业能够在全球运营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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