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2月15日，一封承载着三位老者赤子之心的《关于加快京杭大运河遗产保护和“申遗”工作的信》，跨越千里山河，送达运河沿线18座城市的市长案头。时年90岁的古建筑保护专家郑孝燮、82岁的古建学家罗哲文与61岁的工艺美术大师朱炳仁，以“运河三老”之名，在信中疾呼：“京杭大运河可是个无价之宝呀！”这封800余字的信函，如同一声穿越时空的号角，打破了大运河申遗长期停滞的僵局，推动这场关乎文化根脉的事业从专家呼吁走向国家行动。2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望这段波澜壮阔的历程，那纸笔墨间的赤诚与担当，依然闪耀着照亮文明传承之路的光芒。
关于加快京杭大运河遗产保护和“申遗”工作的信
大运河，这条与长城并称为“世界最宏伟古代工程”的人工河道，自春秋时期开凿以来，历经两千五百余年风雨，串联起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贯通南北经济文化脉络。它不仅是古代中国的“经济大动脉”，更是流动的文化长廊，沿线的码头古镇、古桥闸坝、漕运遗迹，承载着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然而，在现代化进程的浪潮中，这条千年运河曾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部分枢纽遗址遭严重破坏，历史遗迹悄然消失，河道污水横流甚至断流，行政区划的壁垒让保护工作各自为战，大运河一度沦为“被遗忘的遗产”。更关键的是，长期以来“文物必是静止”的固有认知，让“流动的大运河是否算文化遗产”成为争议焦点，申遗工作被长期搁置。
运河三老：罗哲文、郑孝燮、朱炳仁
“运河三老”与大运河的羁绊，早已融入岁月长河。罗哲文先生作为梁思成先生的弟子，毕生致力于古建筑保护，亲历长城申遗全过程，始终牵挂着大运河这一“未竟的事业”，直言“大运河申遗是我这辈子没完成的心愿”；郑孝燮先生深耕城市规划与文物保护六十余载，深知运河对于城市文脉的重要意义，即便年逾九旬，仍心系河道安危；朱炳仁先生则是自幼生长在运河之畔的“老杭州”，亲眼目睹运河从“柴米油盐的交易码头”沦为污染严重的河道，亲身感受着运河与百姓生活的血脉相连。三位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因共同的文化情怀走到一起。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增“遗存运河和文化线路”世界遗产种类，为大运河申遗扫清了关键障碍，也让三位老者看到了希望。在杭州的一次会议上，三人一拍即合，决定以联名致信的方式，唤醒沿线城市的保护意识，凝聚申遗共识。
运河三老在江浙一带的大运河段考察
这封饱含深情与紧迫感的呼吁信，精准切中了大运河保护与申遗的核心症结。信中明确指出，大运河兼具巨大历史价值与深刻文化内涵，申遗不仅是对中华文化的弘扬，更能让沿岸人民生活更美好；同时直面行政区划割裂、缺乏统一规划的现实困境，呼吁以创新思路推进物质与非物质文化双重遗产申报。正如朱炳仁后来回忆所言：“这封信就像一把发令枪，大家很快应声而动集聚在一起，为了同一个目标奔跑，相当于把大运河申遗工作推上‘高速路’。”事实上，在信函发出之前，扬州等沿线城市已在运河保护上付出诸多努力，但缺乏统一引领与协同机制，而这封信恰好成为凝聚共识的纽带，实现了专家呼吁与城市意愿的双向奔赴。
朱炳仁随全国政协考察团在运河考察途中
呼吁信的影响力迅速发酵，形成了席卷全国的文化热潮。信函发出后不久的2006年初，58位全国政协委员纷纷响应，联名提交相关提案支持大运河申遗，并催生了全国政协对大运河保护与申遗的专项考察。2006年5月，“大运河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全程考察”从北京启航，罗哲文、朱炳仁两位老者全程参与，90岁高龄的郑孝燮在考察前一晚突发疾病送医，醒来后第一句话竟是“还赶得上去天津”，这份赤诚令人动容。考察途中，专家学者们徒步查看古桥石阶的倾斜度，细究桥缝间的附生物，记录河道变迁的每一处细节，最终形成的考察报告为申遗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学术支撑。同年5月24日，《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杭州宣言》正式发表，明确提出“对大运河进行抢救性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已经到了紧要关头”，标志着沿线城市联合申遗的格局正式形成。
这场由专家谏言引发的文化行动，很快上升为国家战略层面的系统部署。2006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登上杭州水上巴士，实地考察运河保护建设情况，希望杭州“再接再厉，继续做好运河综合保护工作，使城市的经济和自然环境和谐发展”。这一指示为浙江大运河保护传承利用指明了方向，推动了浙江将运河保护纳入区域发展总体规划。2011年，国家文物局正式启动大运河申遗文本编制工作，成立跨部门、跨区域的申遗协调机制，统筹沿线8省35座城市的申遗资源，破解了长期存在的“九龙治水”难题。在国家层面的统筹协调下，沿线各地掀起运河整治热潮：清理河道污染、修复历史遗迹、梳理文化脉络，杭州拱宸桥、扬州瘦西湖、苏州古运河等一批核心遗产点焕然一新，大运河逐渐恢复了水清岸绿、帆影点点的昔日风貌。
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多哈召开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一刻，凝聚了“运河三老”的毕生心愿，承载了沿线千万民众的文化期盼，更彰显了中国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坚定决心。申遗成功并非终点，而是保护传承利用的新起点。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大运河保护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推动“国家行动”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拓展。
二十年来，大运河的保护传承利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保护层面，“运河三老”提出的“运河品质保护”“零保护”等理念得到广泛践行，各地建立起遗产监测预警系统，对古桥、古闸、古码头等核心遗产点实施常态化保护，确保文化遗产的真实性与完整性；在传承层面，“运河三老”的精神薪火相传，朱炳仁先生创办大运河艺术馆，首次系统展出申遗过程中的手稿、书信等珍贵文献，让更多人了解申遗背后的艰辛历程，同时通过《开讲啦》等平台呼吁“把接力棒传到年轻人手上”，推动运河文化进校园、进社区，培养了一代又一代运河文化守护者；在利用层面，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深入推进，沿线城市打造了一批兼具文化内涵与时代特色的文旅项目，水上巴士、运河研学、非遗展演等活动让千年运河“活”起来，成为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如今的大运河，不再是孤立的历史遗迹，而是集文化保护、生态修复、经济发展、民生改善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化空间，实现了“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的有机统一。
观众在朱炳仁大运河艺术馆拍摄珍贵的大运河申遗信原稿
遗憾的是，罗哲文先生于2012年离世，未能亲眼见证大运河申遗成功的辉煌时刻，郑孝燮先生也在2017年驾鹤仙去，但他们与朱炳仁先生共同点燃的文化火种，早已燎原万里。如今81岁高龄的朱炳仁先生依然坚守在运河保护一线，他提出的“大运河是活的文化，不应该苍老，应该是创新的概念”，正成为新时代运河发展的核心理念。二十年间，大运河申遗的历程证明了文化遗产保护需要“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与“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更彰显了中国特色文化遗产保护道路的独特优势——既离不开专家学者的远见卓识与不懈呼吁，也离不开国家层面的统筹规划与强力推动，更离不开沿线民众的积极参与和深情守护。
“运河三老”之一朱炳仁出席2021中国大运河文化带京杭对话并演讲
站在呼吁信发表20周年的历史节点回望，这封跨越千里的信函，早已超越了普通的建言文书，成为凝聚文化自信、推动文明传承的精神象征。它告诉我们，文化遗产的保护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奋斗；它启示我们，文化自信源于对自身文明的深刻认知与坚定认同，守护文化遗产就是守护民族的根与魂；它更激励我们，在新时代的征程上，要继续传承“运河三老”的赤子情怀与担当精神，统筹好保护、传承、利用的关系，让大运河这一“流动的文化”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焕发更加绚丽的光彩。
大运河的流水奔腾不息，文明的传承从未停歇。二十载栉风沐雨，二十载薪火相传，从“运河三老”的一纸谏言到举国同心的“国家行动”，从濒危遗产到世界瑰宝，大运河的蜕变之路，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的生动缩影。面向未来，这条承载着千年文明的古老运河，必将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强的生命力，成为连接历史与未来、沟通东方与西方的文化纽带，向世界讲述更多关于中国文明、中国智慧、中国担当的动人故事。而“运河三老”的名字与精神，也将如同大运河上的灯塔，永远照亮中华文明的传承之路。
黄杰（扬州大学中国大运河研究院首席专家）
2025年12月15日